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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金融科技创新,金融监管应该树立怎样全新

2020-11-19 21:04:08102人已围观

  金融科技无疑是对传统金融的一次重要制度创新。基于银行业务的传统金融一方面依然依赖抵押担保开展“防患于未然”式的借贷活动,依靠向央行缴纳资本准备金,提高资本充足率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日常信贷业务依然充满旷日持久,马拉松式繁琐的审批程序,甚至信贷官员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寻租设租活动。而按照《经济学人》的报道,“蚂蚁集团的信用风险模型包含了3000多个变量,其自动化系统可在三分钟内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金融科技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带来的革命性制度创新无疑构成了对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挑战。如同传统金融需要在金融科技推动下创新一样,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同样需要创新。那么,面对金融科技创新,金融监管应该树立怎样全新的监管理念呢?

  首先,“有和无”的区别高于“高和低”的比较的原则。如何解决中小企业、农户和普通消费者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困扰着金融的理论和实务界。从我成为经济学专业学生,如今成为金融学专业学生的老师,三十多年过去了,然而,这一题目始终是经济金融专业领域最经久不衰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鉴于中小企业、农户和普通消费者抵押担保不足和风险性高的信用特征,很多学者自然的政策建议无非是政策倾斜和政府扶植。然而,问题是一旦涉及政策支持,不仅会引发相关信贷提供机构的寻租设租行为,另一方面则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倾向,使这些原本从善良愿望出发制定的优惠政策无以为继,陷入“救助的困境”。应该说,三十多年过去了,上述救助的困境依然在困扰着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农户和普通的消费者。

  而以蚂蚁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新业态金融服务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业务的门槛,事实上解决了困扰很多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农户和普通消费者的贷款获得性问题,使金融具有了某种“普惠性”。截至2020年6月末,蚂蚁平台促成的小微经营者信贷余额为4217亿元,已是中国最大的线上小微经营者信贷平台。而借贷给小微企业无疑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直接支持。这一定程度意味着以蚂蚁为首一些金融科技公司“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如何解决长期困扰中国金融理论与实践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然而,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今天当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在评价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新业态金融服务时,只是选择性地看到了综合利率较高的问题。记得在北大上学时曾听厉以宁老师多次讲述带鱼的故事。在计划经济时代,每斤带鱼的价格长期保持三角八分,但居民需要凭票供应,每年难得吃上一两次;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每斤带鱼的价格高达几十块,但只要我们想吃,每天都可以买到。请问,你是要每斤价格始终三角八分的带鱼,还是每斤几十块的带鱼?其实,无论是带鱼还是融资服务,在价格高和低背后还存在一个更加重要的有和无的问题。对于很多中小企业、农户和普通的消费者而言,这些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新业态金融服务更多解决的是融资是否可获得的问题,是“有和无”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高与低”的问题。

  更何况,一些学者和媒体在评估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新业态金融服务的融资成本时同样选择性看到客户付出的 “会计成本”,而没有看到客户通过享受新业态金融服务所节省的为交易实现付出的大量车马劳顿排队等候,甚至遭受冰冷态度等对于很多人而言不堪承受的大量“机会成本”。这尚不包括那些寻求贷款的企业和客户在必要时与信贷官员联络感情投入的各种潜在寻租成本。

  

面对金融科技创新,金融监管应该树立怎样全新


  金融科技带来了大量的成本节省

  对于目前阶段金融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新业态金融服务融资成本高于传统金融的融资成本的事实,我们应该鼓励更多金融科技公司进入这一领域提供新业态的融资服务,通过引入竞争来最终降低融资成本。原因依然是,金融科技公司所提供的这种新业态金融服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金融理论与实务的融资可获得性的“有和无”的问题。

  在《公司金融》课上,我十分喜欢与同学们和学员们分享的故事是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和黄世仁”的故事。杨白劳和喜儿(白毛女)的悲剧显然不应该通过打到黄世仁,甚至肉体消灭黄世仁来解决的,而是鼓励除了黄世仁外,还有“蓝”世仁,“白”世仁等五颜六色的“世仁们”纷纷提供融资服务。当这些“世仁们”越来越多时,杨白劳可以选择的借款对象越来越多时,他所遭遇的高利贷问题和喜儿的悲剧自然就化解了。同样的道理,对于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新业态金融服务定价偏高的问题要通过引入更多的“蚂蚁”,甚至“大象”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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